还有几天就是元旦，宋维扬在家里接待了三位记者。
一个是《瞭望》周刊文字记者胡松，一个是《瞭望》周刊摄影记者庞安明，还有一个是复旦毕业的师姐刘子染。
“胡记你好！”宋维扬主动握手道。
“宋先生好！”胡松笑道。
宋维扬又说：“庞记你好！”
“宋先生，你好！”庞安明正在摆弄自己的照相机，听到问候声楞了一下，连忙跨步上前跟宋维扬握手。他以前采访各种名人政要，都是老老实实站在旁边拍照，还真没哪个受访者主动跟他握手。
最后，宋维扬跟刘子染开起玩笑：“师姐，你不错啊，都混成新华社记者了。”
刘子染笑着说：“新华社记者多着呢，我只是盛海分社的记者。”
《瞭望》属于新华社旗下的周刊，这次采访由刘子染牵线搭桥。她顺便也过来旁听问几句，然后写篇稿子发在本地报纸上，宋维扬现在的专访特别不好约，即便是刘子染这个做师姐的也约不到。
胡松开门见山道：“宋先生，《瞭望》有许多内容版块，对您的这次专访，会放到‘人物’版块中。这个版块专门对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或关键人物，以及中国及国际事务有影响的具有高新闻价值的人物进行报道。这次采访的主题内容，是围绕着互联网概念展开，请看一下采访预设稿。如果有什么不方便回答，或者你觉得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绕开不谈。”
宋维扬接过采访预设稿浏览了一遍，点头说：“没什么问题。”
“那行，我们现在就开始？”胡松问道。
宋维扬笑着说：“可以，请吧。”
胡松没有直接提出正式问题，而是拉家常道：“最近接到了很多采访邀约吧？”
宋维扬无奈苦笑：“不仅是采访邀请，还有各种演讲邀请，每天的邀约都是两位数。清华北大前几天也请我去做演讲，都被我给推了，答应这家就必须答应那家，我哪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啊？复旦的邀请我本来也是推掉的，谁知老校长直接给我打电话，那就怎么也推不开了。做完你这个专访，我下午就要去复旦，早知道就不出风头了。”
“说起出风头，现在美国有很多关于你的报道，”胡松问，“美国媒体有联系过你吗？”
宋维扬说：“有啊，美国的《时代》周刊、《人物》周刊，都发来电子邮件，想要给我做个专访。甚至《美国周刊》这种八卦杂志也凑热闹，好好的明星绯闻不报道，跑来招惹我做什么？”
“《时代》周刊的专访？”胡松饶有兴趣的问，“你答应了吗？”
宋维扬摇头说：“我拒绝了。”
胡松终于露出惊讶表情：“能够登上《时代》周刊，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你为什么会拒绝呢？”
“因为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让我感觉不舒服，”宋维扬说，“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在操纵美国舆论和纳斯达克，而我成了这只大手握着的工具。我不想被人所利用，也不想出这种虚名，美国媒体正在捧杀我。”
胡松笑道：“你一向这么理智？”
宋维扬说：“我不理智的时候很少。”
胡松随手在速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坐直身体说：“我们言归正传，你是怎么想到提出概念的？”
宋维扬反问：“你听说过凯文·凯利吗？”
胡松想了想：“美国《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
“对，就是他，”宋维扬点头说，“凯文·凯利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失控》，好莱坞拍《黑客帝国》的时候，导演就要求全体剧组成员，包括演员在内，每个人都必须把《失控》至少看一遍。”
胡松问道：“《失控》跟有什么联系？”
宋维扬说：“《失控》这本书并不仅仅是互联网著作，它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凯文·凯利在书里将生命体和人造物联系起来，他说生命体越来越程式化，而人造物又不断表现出生命特征，他把生命体以及具有生命体特质的人造物，称之为‘超生命体’，而超生命体进化和生命体间的联系都通过网络，我想《黑客帝国》的灵感恐怕就来自这本书。”
胡松知道宋维扬还没说完，微笑着点头应和：“放在1994年，这是很超前的观念。”
“放到现在也很超前，”宋维扬笑道，“凯文·凯利表示，天造物和人造物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而在阐述这种联系的时候又提到了蜂群效应。没有一只蜜蜂和蚂蚁在控制群体，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的手，却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在于量变引起质变，从单个虫子的集体过渡到集群集体，只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等到某一阶段，复杂度达到某一程度，集群就会从虫子当中涌现出来，虫子的固有属性就蕴含了集群属性。注意，这些内容的关键词是‘涌现’和‘集群’！”
这个话题明显有些烧脑，胡松以前也没看过《失控》，他下意识问道：“所以，是一种蜂群效应的产物？”
宋维扬点头说：“是的，社会当中的个体，就相当于一只蚂蚁或蜜蜂。凯文·凯利说，用回旋加速器和x光机来探查一只蜜蜂，你永远也不能从中找出蜂巢的特性。人也一样嘛，你单独观察个人，或聪明或愚昧，或渊博或无知，他都只是单个的人。但是，互联网能够把无数个人连接起来，在网络当中，人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共同创造，那就形成了一个个集群。而集群力量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涌现’的特征。所以我认为，概念其实就是蜂巢效应作用于互联网，网络是蜂巢，网民是蜜蜂。”
胡松问：“这都是凯文·凯利的理论吗？”
宋维扬说：“可以算是。凯文·凯利在书中说，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两个或更多成员之间可能的互相作用呈指数级增长。当连接度高且成员数目大的时候，就产生了群体行为的动态特征。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现在p2p技术越来越成熟，已经足以支撑互联网的蜂群效应。每一个网民的增加，都让互联网的内容发展呈指数级增长，未来一年的互联网成果，可能抵得上过去十年的成果，这就属于一种‘涌现’特征。所以我说互联网新时代来了，时代的繁荣，将远远超过时代。”
胡松道：“能更详细的阐述的特征吗？”
“基本特征我在互联网大会上已经说了，”宋维扬道，“我来复述一下凯文·凯利在《失控》中的描述，他认为集群系统有以下好处：第一，可适应性，集群系统可在部分构件失效的情况下，继续生存或适应新的激励信号；第二，可进化性，集群中的个体经历和演变，能够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最终引发群体性的进化；第三，无限性，集群系统当中，正反馈能导致秩序递增，自发的秩序能创造更多的秩序，信息能够孕育更多信息，生命能够繁殖更多生命；第四，新颖性……”
胡松问：“那集群系统有缺点吗？”
宋维扬说：“有啊，我们用互联网来举例。非最优性，以前是网站把控网络，时代是人人创造网络。在没有中央大脑控制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分配混乱，冗余内容大量增加，网民和程序员的重复努力随处可见。还有不可控性，在时代，没有谁是权威，人人都是英雄，资本和程序员无法控制发展方向，只能顺应互联网的发展潮流。还有非即刻性……”
胡松说：“所以凯文·凯利预言了时代的到来？”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宋维扬道，“凯文·凯利的思想论述，属于的基础理论，既清晰又模糊，他当时也不知道p2p技术能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可以说，凯文·凯利看到了大方向，但细节发展会超乎他的想象。但凯文·凯利有句话特别精妙，他说集群系统属于‘群氓的智慧’，这句话概括了时代，人人都很平凡，但人人都是英雄。”
胡松道：“你非常喜欢阅读吗？《失控》这本书好像还没在中国出版。”
“我读的是英文原版，”宋维扬说，“凯文·凯利在西方计算机和网络界影响很大，他在创办《连线》杂志之前，乔布斯就已经是他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还是80年代。”
胡松说：“不管是集群效应，还是蜂群效应，这都好像是社会学的理论。”
宋维扬笑道：“我大学里面读的就是社会学专业。”
胡松道：“那是否可以理解成，你提出概念，并非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而是源自于你的社会学思维？”
“可以这么说。”宋维扬道。
胡松道：“会给现实社会带来影响吗？”
宋维扬道：“我认为，和现实社会互相影响。但到了时代，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将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不使用互联网将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胡松笑道：“不上网就会死吗？”
宋维扬说：“死倒不至于，但肯定与社会脱节，就像一个终南山隐居修士。人是群体性、社会性动物……”
胡松很快就发现，不上网会不会与社会脱节他不知道，但他今天的采访已经与预设稿脱节了。他本来想跟宋维扬聊科技、聊网络，却朝着社会学与哲学的方向一去不回，好几次他想扳正都扳不回来，宋维扬总是聊着聊着就聊成了社会学与哲学问题，甚至最后朝着心理学方向狂奔。
嗯，宋维扬在复旦读书那会儿，心理学也是必修科目。
当话题越聊越深入，胡松已经快招架不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提问了，只能引导宋维扬继续往下说。最终，两人在传播学领域碰头，这是胡松本来的专业，他终于能够比较针对性的提问。
回到杂志社，胡松在文章开头就写道：“宋维扬并非纯粹的商人，他更像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对传播学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