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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日、朝（东亚）会不约而同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走向“闭关锁国”？
“西风压东风”——为什么中、日、朝（东亚）会不约而同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走向“闭关锁国”？
我们观察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东亚，不难发现一个殊途同归的情况，那就是当时的东亚三国（中、日、朝）都选择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近代东亚的落后和动荡的命运。笔者希望通过一些自己的看法的陈述，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理性的思考和讨论，将这一问题探讨深入，获得新知。
首先笔者认为有必要说一下本文的前提——“闭关锁国”。所谓“闭关锁国”并不是犹如在海岸线上建立起“长城”那样，完全禁止海上的贸易和人员的往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说完这个前提之后，那问题就是当时为什么要限制贸易和人员往来？而更加有趣的是，实际上在唐宋元时代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还是很繁荣的，为什么到了明清却衰落了？而为什么与海洋关系比中国更为密切的日、朝也在同时选择了这一政策了？要回答这些疑问，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初始阶段说起……
一、近代前东西方海上贸易小传
我们常常说西方民族是海上民族而东亚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西方文明（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的发详地细几乎都是围绕着那片相对安静的大海——地中海，即便是两河与尼罗河流域的东方也是红海和波斯湾，相较于东亚广阔而狂暴的西太平洋显然是适宜航海的。加之地中海破碎的地形，大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更加便于原始的短途航海，而东亚的航海则是要面对宽阔的大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今天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其多山少地的特点，使得他必须要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粮食和其他物质，而东亚则由于其主要的文明起源来自中国的中原大地，其本身的大平原地理特性，使得东亚文明对于海上贸易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对海上贸易不同的历史情结。因此历史的看东西方文明在之后海上贸易方面差距似乎并不难以理解。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高潮和十七到十九世纪的失落。
至于说到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高潮，笔者以为关键因素就是在于东方的强盛。当然具体而言还是有区别的。至于唐朝海上贸易的发达，笔者以为就是因为它的强盛，因为他海纳百川、无所不包的胸襟，它的开放是它强盛的原因，而它的强盛自然也会促进这种开放。而宋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被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断绝，海上成为其唯一的贸易通道，加之指南针被运用于航海，海上贸易的发达是必然的。而元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民族本身是游牧部落而来，其王朝奉行了游牧民族惯有的重商主义政策。当然还有个关键的共性因素，那就是东方有西方的贵族生活“必需品”茶叶和瓷器。这一切都促使了东方海上贸易繁荣。
但是随着1453年5月29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东西方在大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奥斯曼帝国控制并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由于其不明智的大幅提高了东西方陆上贸易的关税，使得商人的贸易变得无利可图所致，因此东西方陆上贸易几乎断绝。）。使得西方人（中西欧的人）为了获得他们急需的东方商品——香料、茶叶等，开始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海上开拓，一个向西发现了新大陆，一个相东绕过了好望角抵达印度。最终结果是刺激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对落后地区和民族的掠夺壮大了西方的实力发展了早期资本主义。由此，西方在海洋上开始真正意义的面对东方。
就在同时，现代科学在欧洲兴起，这意味当时包括东亚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地区在之后必然的落后。至于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是事实就是至少在十七世纪中后期，东方在军事装备和战斗力方面已经式微确是不争的事实（可参见拙著《明末清初中国军事式微的发轫》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落后，那么为什么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东亚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原则了“闭关锁国”了？
二、“闭关锁国”前提探究
首先就是由于地理上的隔绝，使得东方对当时西方变化的意义并没有深刻了解。即便是当时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意识到，封闭的海洋实际上是失去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机会。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东方相较于西方落后。即便是到了今天，如果把东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宏观上对比，西方科学技术还是领先于东方（当然如果以国家作为维度，科技水平中国只落后于美国，虽差距还是巨大的，但绝对可以笑看英、德、法诸国。）。既然没有了从历史大视角上认识“闭关锁国”危害可能，那么东亚三国在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的思想阻力当然会小很多。（在这一点上，笔者并非苛责古人的视野，但这却是历史因果的无情必然。）
而问题的反面就是在当时的东方却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究其原因肯定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讨论，不过笔者却有一个思路供大家笑话之用。笔者以为，正如前文所言的“西方当时的变革”，或许在某种角度上包括东方在内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由于其自身特殊的“非西方”原因，导致其无法自发的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正是没有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和东方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东方不可能产生如当时西方那样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需要。就好像美洲土著居民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几千年都没有发明轮子，当然原因很多，但是结果毕竟是遗憾的。
而正是当时的东亚自身发展的僵化，与对外部发展认识的不充分，才产生了“闭关锁国”的第一个前提。
其次是东西方商人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东亚对待“闭关锁国”的问题时，缺乏实质性的阻力。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商人作用较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国家分裂是时候，而国家统一之后商人的地位便会急剧下降，甚至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会在法律层面上被原则性的剥夺（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子贡、范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对历史的影响力在后世是很难见的，而且在法律和文化上是轻视商人的，比如不容许商人科举……）。其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商人的流动性与国家统治者所要推行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实小农经济的优势之一就是稳定，小块的可耕种土地使得劳动力愿意留在土地上，但是也束缚了劳动力。）是相悖的。而商人往往可以短时间获得巨额利润并聚集起大量不靠土地的流民，潜在的威胁到了统治，因此东亚的统治者往往会选择制约商业的发展来限制商人的力量。而实际上，十七到十九世纪东亚三国“海禁”的部分动因就是限制因为海上贸易而富可敌国的商人。当然，还有文化上对商业轻视和对农耕的重视，和部分时期难以获利的朝贡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中国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宋元也有过多次轻率的海禁的原因。
而同时的西方，由于历史上（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对商业重视，以及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分裂，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导致了西方诸国对海上贸易的高度重视。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导致各国国土都是相对较小的，在战争里常常无法支付庞大的军费，或者是自己的领土无法全面的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因此欧洲的国王们常常会向商人借钱获得商人的借款（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欧洲相比，即便是当时东亚最小的朝鲜以其国土面积也算得上是欧洲的大国）。在十七世纪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借款而“破产”，即便是这样王朝回复财力之后，还是继续偿还债务。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商业和商人对欧洲各国的重要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促使了海上商业的发展并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再加上欧洲对东方商品和海外殖民地物资的欲求，使得他们没有可能去限制商人，以及限制以商业为目的的海上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走向大海动力的不足，形成了“闭关锁国”第二个前提。
三、东亚“闭关锁国”的动因
在简单说明了“闭关锁国”的前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东亚三国几乎同时“闭关锁国”的动因是什么？
1、军事上的被动防御。
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的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海盗活动都是非常猖獗的，具体的原因当然有某些国家的支持，而其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航海技术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大洋上的海盗活动极为有利可图。而世界海洋秩序的混乱，和各国海上力量的相对不足（主要是在风帆战舰时代，各国的海军均难以以其装备有效的控制海洋），使得海盗生存成为可能。而这个因素放在东亚也是合适的。
特别是十六到十七世纪，日本经历了战国时期，而中国则是明末清初的混战，所相伴随的就是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国家边缘地带因为中央政权控制力减弱带来的混乱。在加上上文的原因，造成了那个时期东亚沿海地区海盗的兴起，较为著名的有日本武装浪人组成的倭寇，中国的海盗汪直和郑志龙等。而东亚各国或多或少的为就减少损失或者是打击海盗，选择了限制（切断）海上贸易和迁界禁海等措施。之所以这样，其考虑在于：1由于对海运的货物缺少必要的控制手段，为了切断海盗物资供应，所以采取了一刀切式的禁止或大幅限制海上贸易；2由于海盗多以上岸劫掠为主，迁界禁海实际上就是一种“坚壁清野”，用以断绝海盗抢夺物质的可能。
而在同时，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扩张，虽然尚未与东方发生激烈的碰撞，但小规模的冲突确是时有发生。而当时的统治者们由于对视野的有限，同时也是军事上的对抗即便是胜利也是非常吃力的（可参见拙著《明末清初中国军事式微的发轫，因此寄希望于用对付海盗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侵略者。当然初衷是好的，可是问题是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当时东亚土生海盗的本质不同，就注定了东亚的“闭关锁国”是一场饮鸩止渴式的的自救，结局是悲壮而徒劳的。
2、经济上保守的发展。
前文提到过东亚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与商业发展想矛盾的，由此东亚各国在当时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限制或打击商业的发展。又因为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贸易的利润极为丰厚，使得东亚各国的商人为了追求巨额利润而选择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这势必导致了各国更为严厉的海禁。
同时，随着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东亚人口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情况愈发凸显，普遍的贫困成为常态。而由于当时的东亚国家文化习惯，自然是不会选择利用商业来发展社会经济，因此选择限制包括海上贸易在内商业，并通过小农经济将人民限制在土地上成为其稳定社会的必然选择。当然在此期间，如中国有包括“隆庆开关”等放宽海上贸易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但是考虑到此时期只开放了一个港口（或者是海禁相对开放的时代，其通商口岸也是非少的。），可见这样的开放是极为有限的，是不足证明或改变事实上的政权对商业行为的限制。
3、文化上的相互排除。
在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以基督教的传播为代表，而基督教因为有着更强的排他性而难以融入东亚本土文化（因为作为“一神教”，是难以融入其他信仰的“神祇”），并且它的思想里有许多东亚统治者和思想界所不喜欢的因素，导致了其在面对东方文化时，产生了剧烈的摩擦。实际上在查阅当时东亚三国的有关海禁的措施里，能够看到有限制外国书籍进入、限制传教、限制与外国人接触、限制在外生活的本国人回国等措施，甚至还会有抓捕基督徒的行为。而这种文化上的限制，不仅限制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也是限制了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上也是所谓“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内容。
中西文化的相互排斥，其实细想想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几乎是相互独立发展几千年产生出的文明当然是不同处甚多了，基督教问题不过是这种不同文明碰撞的直观表象罢了……不过本来这样的排斥可能会以比较文明、柔和的方式出现。
但是，问题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欧洲扩张几乎都有基督教传教的影子，特别是在对某些艰苦地区的殖民过程里，西方殖民者是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教目的——将上帝的福音传向世界。再加上当时的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在各方面开始了全面的领先，使得东方在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时，发现这些传教士所依靠不只是信仰，还有坚船利炮，带来的文化不只是丰富别人的精神而是要取而代之。面对这样的文化传播，同样古老而骄傲的东亚文明可能屈服吗？而这样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东亚各国才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发展的道路。不过可惜的是，当时的东亚还没有人有这样的眼观和智慧去认识、解决这样的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长期而不屈的抗争之后，才找到了自己道路。
总结：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东亚三国不约而同的选择“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面对掌握现代科学的西方时的被动防御，是一种文明衰落时视野狭隘的必然表现。而如果说本文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近代历史铁一般的事实表明，现代科学才是强国之道！
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逐渐减少在澳洲的军事存在，各个殖民地相继建立自己的防卫部队。由于担心俄国从海上入侵，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就从英国订购了2艘炮艇和1艘鱼雷艇。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阿尔伯特＂号（HMVS Albert）
HMVS Albert
＂阿尔伯特＂号是一艘B1型＂伦道尔炮艇＂，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米切尔公司订购建造。该舰于1884年初完工。在6月25日，与＂维多利亚＂号和＂奇尔德斯＂号一起抵达维多利亚殖民地。它在殖民地海军的服役经历短暂而平静。在1890年，更换了新的主炮。1893年，转入预备役。1897年，它又卖给了维多利亚公共工程部门。在一战爆发后，＂阿尔伯特＂号被征用，并计划改装成一艘拖船。但工程还没有开始，计划就取消了。最终，它于1917年除役解体。
排水量：350吨
规格：35米*7.6米
航速：10节
武器装备：1门BL 8英寸Mk VII型主炮、1门BL 6英寸Mk I 80磅舰炮、2门9磅炮、2门诺登菲尔德机关炮。
＂维多利亚＂号（HMVS Victoria）
＂维多利亚＂号（HMVS Victoria）
＂维多利亚＂号是一艘D型＂伦道尔炮艇＂，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米切尔公司订购建造的，于1884年初完工。在2月下旬，它与炮艇＂阿尔伯特＂号、鱼雷艇＂奇尔德斯＂号在马耳他，休整后继续出发前往澳洲。此时，戈登将军在喀土穆战死的消息传到了英国。它们立即出发前往苏丹支援英国军队作战。当它们于3月19日抵达萨瓦金时，冲突已经深入内陆，军舰无法提供任何支援。三天后，它们继续启程前往澳大利亚。6月26日，它们抵达墨尔本，途径亚丁、科伦坡、荷属东印度和托列斯海峡。
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维多利亚＂号在1893年退役并出售。在1896年时，它被西澳大利亚政府购买。但在1902年，它又被出售给了总部位于悉尼的芬威克斯拖船公司，当作拖船使用。在悉尼港服役18年后，于1920年报废。
排水量：530吨
规格：44米*8.2米
航速：12节
武器装备：1门BL 10英寸（254mm）主炮，后更换为1门BL 8英寸Mk VII型主炮；1门BL 6英寸Mk I 80磅舰炮；2门12磅炮和不明数量的诺德菲尔德机关炮。
＂奇尔德斯＂号（HMVS Childers）
＂奇尔德斯＂号（HMVS Childers）
＂奇尔德斯＂号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购建造的一艘一等鱼雷艇。造价10500英镑。该舰于1883年开工建造，1884年初完工。
1884年2月3日，它从朴次茅斯启航。当戈登将军在喀土穆战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和＂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号炮艇正在马耳他。维多利亚殖民地向三舰下达增援苏丹的命令。它们于3月19日达到苏丹的萨瓦金。此时，战事已深入内陆，军舰无法提供任何支援。三天后，三艘军舰启程继续前往澳洲的旅程。在6月26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1901年，＂奇尔德斯＂号加入联邦海军。1911年，它又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维多利亚海域服役，并作为＂刻耳柏洛斯＂号的供应船。1918年4月5日，＂奇尔德斯＂号以2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南亚拉的公司。
排水量：63吨
规格：36.1米*米*米（吃水）
航速：19-20节
编制：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