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字子香，经名呼赛尼。作为回族宦门世族的少爷，他7岁即进癿藏大寺当了满拉，开始习诵穆罕默德的经典。11岁随其父到西宁，进入上五庄清真寺继续学经并学习阿文。马麒还在家中设私塾，聘请西宁名流徐昶、靳绣春、吴正纲等为其教习四书、尺牍和“曾胡治兵语录”等。还曾就读于西宁国民学校，汉文程度相当于初中。到17岁，他便“慨然从戎”，在宁海军第十五营当了帮办。此后在军界官场，学到带兵打仗、驭下媚上、纵横捭阖、观风转舵的本领。他后来曾自我总结，高傲自诩地说：“本人因为时代关系，从小没受过学校教育，失去了学的机会，至今犹觉后悔。后来在社会环境里驱使着本人不得不学，所以本人得到环境的教育很多。换句话说，本人是受了环境教育的。”又说：“我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件是没有老师，一件是没有长官。”
马步芳富于实干精神。他说他“多年来对于治军治事抱定一个干字”。他一般每天黎明即起，赴乐家湾兵场主持操练，下午到省政府处理政务。事必躬亲，御下极严，唯我独尊，言出为法。往往直接用电话向下属军政主管下达命令。主要函电，亲自过目。通行公文，只听汇报，不自阅览，他表明处理态度后，由各主管记录，钤盖他的私章定案，属下即以“奉谕”字样办理。
马步芳用人，尽管自我标榜一个“干”字，说什么“如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话，不问你是哪里人、哪宗教，不分彼此，不分汉回，本人一定重用”。实际则坚持“三亲”，以亲属、乡亲、同宗教为选择信任的主要标准。凡是文职科、处级、武职团级以上的部属，他都了如指掌，升迁调补，由一己独断。并施展以官制官、以官制兵、官兵相制的权术；稍有不适，即行更替。
马步芳恪守伊斯兰教规，按时礼拜，从不疏忽，戒烟酒，亦不以此待客。平时身着长袍，如遇盛典，则加马褂，经常戴礼帽或回族习用的黑平顶帽；晋见蒋介石或高级军事长官，则着军装。喜野游、打猎，亦喜好音乐，有时还写词谱曲。但私生活十分放纵，无道德可言。平时饮食并不考究，尽可能减少一般酬酢；重要交结则十分重视。每值赴京、渝，必携大批高级礼品，馈送权要，不惜重资。其政治立场，居心行事，读者已在前面有关章节中窥其一斑，兹再作为“青海王”，将其进行系统的叙述，以见全豹。
一、拥兵挟势
作为军阀，军队是起家的最基本的条件。马步芳的一生，就是从抓军队开始的。
马步芳于17岁即1918年任帮办，1920年即升任宁海军巡防骑兵第十五营管带，驻防于巴燕戎格（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此地位于西宁东南，实为青海东部开发较早地区的中心地带，既可拱卫西宁，又可控制循化、同仁、拉卜楞以至河州等地。故成为马步芳发迹的基地。
当时马步芳这个营，仍沿清制下辖五哨，每哨正副哨官各一，兵30人，马30匹，连同军需、差官、书记等，全营共180多人、马180多匹。未几，这个营又改编为宁海军骑兵第一营，马步芳仍任管带。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步兵第三十营，马步芳网罗导河、循化一带的强梁大盗马忠义、唐万才、喇平福等为骨干，扩充军队，向当地勒索军粮军饷。并在甘都修建公馆一处，广泛笼络回、藏宗教上层人士，有些不顺从者，则进行驱逐或剪除。马步芳施行“以教制回”、“以回统汉”、“以藏制藏”的手段，将当地各族人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1925年国民军行将入甘，马麒扩军自固，升马步芳为团长，该团以苏彦龙为骑兵第一营营长、马步康为步兵第一营营长、韩起功为步兵第二营营长。同年3月马步芳率部移驻享堂，扼守西宁的门户。不久，看到甘督陆洪涛志在剪除异己，马步芳为保全实力，又于同年10月率部潜回化隆。1928年马仲英起事反抗国民军时，马步芳开始积极支持，当马仲英途经化隆时，马步芳为掩人耳目，先止其勿来县城，继派副官喇平福与马仲英会面密商，许以“死力支持”。后见马仲英败象已露，立即改变态度，将在家乡临夏癿藏所存子弹五六万发星夜运至甘都公馆，并杀死派出与马仲英联络的人员以灭口。
1928年8月，国民军孙连仲部队进驻西宁，马麒被迫交出军政大权。次年1月，孙连仲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2月上旬，派高树勋旅赴化隆、循化一带清乡。马麒夤夜派人密嘱马步芳相机谨慎应付。马步芳组织化隆城乡各族头目远道欢迎高树勋，对高卑躬谦词，执礼甚恭，将所属兵力、枪弹、粮秣等一律造成清册，送呈高树勋审处，并贿送全副鞍鞯的骏马100匹和鹿茸、狐皮等贵重礼物。自己轻装简从，日夜侍候于高之左右。此一片“忠顺”，深得高的欢心。马步芳还为灭口及其取得信任，将曾反过国民军的马伏良、马朝佐、马步云等枪决。为此，高树勋返回西宁，即呈请孙连仲委任马步芳为暂编第二十六师七十七旅旅长。1930年孙连仲率部东下，马麒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调马步芳部由化隆移驻西宁，并编为国民军独立第九混成旅，马步芳任旅长，未几，又整编为国民军第九军暂编第一师。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后，马步芳部编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半年之间，由团到旅、到师，人马扩充到1万。1931年，蒋介石将该部收编为新编第九师，1933年，在青藏战役中，马步芳在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的名义下，成立地方军三个骑兵旅，与所隶正规军新九师合计步骑共达14000多人。1934年乘“四马拒孙”的宁夏战役的机会，马步芳把过去的募兵方法改为强制征拔，在各县挨户拔丁，谓之“门兵”，扩大了兵源。宁夏战役后，蒋介石将马步芳部扩编为新编第二军；新编第九师亦改编为正规军第一百师，兵员达到两万人，军马两千余匹。其后进一步搜刮拼凑，将营扩编为团，团扩编为旅，结果第一百师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连同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直辖地方军三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团，总人数达三万五六千人，均隶属于新编第二军。1936年，在河西走廊对红军作战时，马步芳为扩大部队，组织大规模的“公民军事训练”，冲破编制数额。在省保安处领导下组织民团，各县成立“壮丁司令部”，先划青海全省为7个保安区，后又扩大到15个保安区，委任各区保安司令，就地征拔年在17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且令自备枪械鞍马。各区保安团的壮丁约达10万人。所有保安区的司令，都选派新编第二军军官充任，县司令由县长兼任，连（支队）以下官佐，就各地地主士绅及蒙族王公、藏族千百户充任。将所抽壮丁，成立“国民兵团”，作为正规军队的外围。这些壮丁，平时集中当地保安团队部，接受军事训练，并担任挖金、修路、植树、开荒等劳役，战时则驱之于前线效死。1937年，新编第二军改编为第八十二军，将“壮丁”整营整团地编入第八十二军的建制。各县“民团”变更番号，即成为正式军队。演变到后来，青海农业区平均每两户人家，就有一个人在军营正式当兵，甚至有一家兄弟两三人同时都当兵的。至此，马步芳的部队达到4万余人。1943年秋，蒋介石把青海部队成立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为集团军总司令，马步青为副总司令，下辖骑兵第五军、第八十二军两个军，共隶步骑6个师、1个独立骑兵旅，加上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3个旅和步兵1个团，总人数达万之多。1945年奉命撤销第四十集团军，将第八十二军整编为第八十二师，编余官兵，拨充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实际并未裁减一兵一卒。1948年4月，马继援率整编第八十二师赴陇东前线，不久又扩编为军，恢复第八十二军及一百师的番号，并组建第一二九军和第三五七师，新编第一师及独立骑兵第五团等。1949年夏，编组临夏民团为西北长官公署直属骑兵军，编组化隆、湟中县民团为步兵军，连同驻新疆的原骑兵第五军改编为整编骑兵第一师两个旅、直属炮兵团，加上解放前夕编调青海各县民团成立20多个独立大队，总人数达到15万余人，算是拼凑到了顶峰。斯时青海全省人口不足百万，平均六个人中即有一人当兵，扩兵已到了极限。
“青马”的士兵，一般以西宁、大通、互助、民和、乐都等地征拔的人数最多，这些地方是其兵源的中心地带，且绝大多数是农民；对于城市市民、工徒、店员，以其思想复杂，不易驾驭，故多不入选。化隆、循化人则一般目为可信者，多数为官。所以当时青海谚语云：“西互民大乐，当兵第一着；化隆循化派，当官胎里带。”“青马”的拔兵，与“宁马”相同，都是老百姓的大灾害。拔兵是强制的，一经充兵，即不能改业，即使残废衰老，也不能返里，多成为变相长工，拨入官办牧场、工厂中卖苦力，永无尽期。有些不堪其苦而逃跑或死亡者，便由其子弟顶替；如本人家属中无适龄壮丁，则从亲戚乡里中抽拔。所以群众把拔兵称之为“万年桩”、“连根烂”。被拔兵者家属遥遥相送，哭喊连天，送兵如送丧。这种强拉硬抽的办法，风行全省，历时数十年，是为人民不堪忍受的最大苛政。因拔兵而逼死人命和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拔兵的和捉拿逃兵的军官如狼似虎，为所欲为，**掳掠，敲诈勒索，不胜枚举。为逃避拔兵，有的成年男子，自将手指割断、将足筋割断，以至将眼睛弄瞎的，变成终身残废。拔兵办法实行积久，弊窦丛生，军官常通过卖兵、换兵和抓兵，从中舞弊，大发其财。最初一个兵的卖价，约为银币三四百元，换兵的贿款为二三百元，其后，分别涨价到800元以上到1200元。所谓换兵，是以此替彼，有的改名顶替原兵，也有不改名而顶替的。由于换兵对军额无妨碍，营长以下军官，常借此向富有的士兵家属挑剔，促令更替，从中诈取钱财。卖兵手续较繁，营长以上军官才能插手。由于长期推行此种办法，使许多人家只剩下老弱妇孺，以致田园荒芜，生产急剧下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青马”军队中坚持“用人唯亲”，根据亲疏远近来定官位等级之大小，所以实权均操于其近亲之手。马麒时代操权者为其堂兄弟马镛、马彪、马海，外甥马佐、马荣、马昌、马俊，侄子马步洲、马步祥、马步斗，妹丈马训、马庆、马朝选。马麟时代操权者为长子马步荣、次子马步援、婿马昌荣。马步芳则另委之于堂兄弟马步銮、马步康、马步勋，表兄马元海、表弟马全义，外甥马呈祥、马揆武、马振武。这是清一色的马家，次马者则是籍隶临夏、化隆、循化，且信仰伊斯兰新新教派者，如韩起功、马忠义、韩有禄、韩起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再者虽是汉族，却籍隶“二化”，如赵遂、杨修戎等。刘呈德虽是榆中县人，但追随马家时间长，历史关系深，亦得到信任。中级军官营、团长等，大体上也是上述范围。蒙古族、藏族的人虽然也有个别在地方军任团长的，但那属于笼络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也是把他们自备枪马拉来、扩充实力的方法之一，故当作别论。下级军官，以籍隶“二化”者为主，其他地方的人，必须在战争中死力报效之后方得提拔。后来，则均必须经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昆仑中学出身，才可任初级骨干。如此用人，把封建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马步芳对军队的控制、驾驭，有一套办法，一是频繁调动。即使家族亲属中充任高级军官的，也是经常调迁，不使长期固定军权和地区。让他们有时带骑兵，有时带步兵；有时在正规军中任职，有时在地方军或民团中任职。还随时变更其隶属关系和领导系统，不能长期维持一个垂直关系。除了对马特别忠心的个别分子，均不得长期驻扎一地，以免形成盘踞一方的形势；其所统军队也不断调整、编遣，不能拥有基本部队。马元海、马训虽属至亲，平时亦不给实权，打起仗来方才起用。1932年青藏战役，以马训为玉树宣慰使；1934年宁夏驱孙战役，任马元海为前敌指挥；1934年河西阻击红军，复令其为步骑全军总指挥。但战争一结束，均罢去兵权，另予文职或闲散差使，纵容横行各地，鱼肉人民。二是彼此相制。马步芳惯于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此团制彼团，以彼旅制此旅。使相互猜疑，各不信任。各级军官的任免，马步芳自行决断，他人不得染指。调动营长，团长不能预谋；连、排长的更替，团、营长也无由得知。连长揭发营长，原呈仍批营长查复，同时又令另一营长了解其内幕。士兵控诉营、连长，同样批至原营、连长处理具报。对各级军官的考绩，往往取决于马个人之好恶，使其仰我鼻息，终身唯命是从。有时对士兵也殷勤询问，以结其心。马步芳玩弄这种将制将、兵制兵、官兵相制的手段，使全军听命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