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大吃了早饭，和妈妈说：
“我要到大队部去一趟。”
说完，便急匆匆地出去了。三四里路程，不到半个钟头便到了。以前读书时天天经过这里，他只晓得这里是大队的学校。有一栋红砖瓦房，前面有一个篮球场，并且还在球场上为了抢球和同学干过一架。但从来没有到红砖屋里去仔细看过，不晓得大队部的办公室也在这里。今天，反正学生也放寒假了，老师也回家了，空荡荡的，显得特别的清静。老大想利用这个机会仔细看看这一栋红砖房。
这栋红砖房其实就只有一层。有六个教室，一个代销点，一个合作医疗室，还有四间教师住房。其实大队部就只有一间会议室兼办公室在正中间。红砖房的后面栽着几排笔直的椿树；西边是民房，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往七至九队；东边是稻田，有一条大约一公里多长能走板车的路通往四至一队。前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往南可到五六队。向右拐可以到公社。这条路也是一至四队的学生到公社联校读书的必经之地。现在，唯有这静静的操坪上还留有好像是千军万马在这里操练过的痕迹。
他正在走廊上徘徊着，思忖着遇见了大队干部怎样开口讲。这时，恰巧大队的夏支书从西边的那条小路忽然来到了大队部。他一边开办公室的门，一边对老大说：
“高中生，毕业了？好啊。为我们大队的农业生产增加了新的力量。欢迎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建设新农村做贡献。”
“好。”他不知怎样回答夏支书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回答一个“好”字。
“今天这么早就来了。有什么事吗？”夏支书好像看出他有什么事一样。
“我今天来，是有一个事情的。”他非常谨慎地说。
“好啊。说吧。我还有事去。”
“夏支书，今年，我们大队参军的指标有几个？”
“这个参军的指标，每个大队年年都只有一个。”
“今年又只有一个啊？”
“是啊。不管大队的人多人少，都是一个参军指标。”
“今年，我们大队这个指标您会给谁？”
“这个指标，不是我个人想给谁就给谁的。”
“那是谁给谁？”
“那是大队集体研究，定了谁就是谁。”
“今年大队研究定谁？”
“现在刚刚开始报名，还没有研究，到时你就知道了。”
“我也想报名参军。”老大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说。
“嘿，你也太性急了。你还刚刚毕业，怎么一下就想到了要报名参军呢？”
“因为，我一路都看到了‘参军光荣’的标语。”
“参军是光荣啊。”
“所以我也想去参军啊。”
“你以为光荣的事，自己想去就可以去吗？”
“那要怎么才能去？”
“首先要符合条件，然后要经过大队研究同意你去才能去。”
“什么条件？”
“第一要政审合格。政审包括家庭出身、本人思想情况、现实表现、劳动态度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第二是体检合格。那是医院的医师说了算。最后是大队公社研究同意。”
“这些条件，我应该都符合。”他满怀信心地说。
“嘿，你有一条不符合。”夏支书说。
“我哪条不符合呢？夏支书。”他有点急了。
“我说你不能去就不能去。不要多问。”
“您这不是写着：‘保卫祖国，人人有责’吗？”他指着墙壁上用石灰写的标语说。
“那又不是写给你看的。”
“那是写给谁看的？”
“那是写给那些适龄青年看的。”
“我也是适龄青年啊。”
“每一个适龄青年都看了，难道都能去参军吗？我们大队高中毕业几年的人有好多，怎么轮得到你呢？并且，上面有规定：高中毕业的学生，必须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后才能做其他的工作，你还刚刚毕业。还有......”夏支书突然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
“你未必是真心实意想去保卫祖国？”夏支书说。
“啊？那您说我是去干什么呢？”
“你只怕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吧？”
“您的儿子去年参军的，您问过您的儿子吗？他是什么目的？我就和您的儿子一个目的。”老大说。
“好咯。这个暂且不说。你的具体情况，你自己难道不清楚？”
“我不清楚。我有什么具体情况？”
“你要打烂擂钵问到底，我就干脆告诉你吧，让你死了这条心。第一，你们家是‘四属户’。必须留一个人在家种田；第二，你们家已经两代没脱鞋袜了。如果你也出去了，那不三代不脱鞋袜？所以，还是让农民的子弟去参军。你就不要费心了。”
“四属户的崽不能报名，怎么有一条这样的规矩？”老大疑惑不解。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说的。”
“那是谁说的？”
“这是你们荷花园生产队的意见。”
“我也是吃农村粮的农民，又不是什么干部子弟。再者，我爷爷冒脱鞋袜，那是在旧社会教私塾。解放后就没有教过书了。天天在生产队出工。”
“反正你不行，至少今年不行。不要多说了。回去吧。”
夏支书在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拿了一个本子，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出来锁好门，猛抽了一口烟后，把那个经济烟蒂巴重重地甩在地上走了。
这就是老大人生的第一次求人。他呆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夏支书的背影。其实，夏支书的个子并不高，大概就只有一米六左右。不胖不瘦，结结实实的身材。树皮一样的皮肤。上身穿着一件黄色的战士军服，下身穿着一条黄色的裤子。这是他那个在部队的儿子寄给他的。他走起路来一线风，一转眼便消失在西边屋角的转弯处。
老大悻悻的往回家走着。他想，大队不同意报名，就不能参加体检，更不能参加政审。也就是说，参军就没有希望了。大队不同意老大报名参军，不是他身体不好，不是他表现不好。原因是他的家庭是“四属户”。“四属户”必须得留一人在家种田，而他偏偏又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所以他必须留下来种田。
老大百感交集。他觉得万念俱灰，前途无望。顿感喉咙干燥，身体发软，走路无力。他想：
“毛砣，完了。我出不去。我们家怎么是‘四属户’呢？我怎么是老大呢？要是那年捞鱼虾掉在塘里淹死了就好了。要是那年淹死的不是老三而是老大，那就一了百了。今天我就没有这么心急如焚了。
可是，如果我淹死了，那不留下种田的就是老小吗？我不是发过誓，要让妈妈享福吗？我自身都难保，怎么保得了妈妈和弟妹们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并没有什么意思。”
他在回家的路上弯弯曲曲地走着走着，无意中走到了堤上，看到毛砣的家门上一把锁，好像自己的心也上了一把锁。于是，向建满的家里走去。
“到了大队部啰？进来坐一阵咯。”建满和四妹叽出来和老大打招呼。
恰巧，四妹叽也在这里玩。四妹叽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妹妹。他在兄弟中是老满。排行是第四。这里喜欢把男孩子叫妹叽。所以他叫四妹叽。父亲在家务农，母亲是家庭主妇。大哥在部队，二哥三哥都在家务农，两个小妹妹还在读书。
他们一起坐在建满家堂屋里的饭桌旁。
“你去大队报名参军吗？”老大问四妹叽。
“我大哥已经在部队，会让我去吗？想都不要想。”
“你到底去还是没去？”老大进一步问。
“去了。大队说，我大哥已经在部队，就让其他人去参军吧？大队对你是怎样说的？”
“你早就知道了，就是那个意思。”
“我晓得罗。那你准备干什么呢？”
“不知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呢？”老大说。
“队上搭了信，要我明天上堤。”四妹叽说。
“你呢？”老大问建满。
“我老老实实的在家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都不想。”建满说。
“嘿，你怎么这样平静？”
“我知道自己的条件。”
建满，因为小时候经常看牛，有一次在湖坡看牛时，碰到了一条烈牛，胸部被牛角挑了一个窟窿，至今还有一个鸡蛋大的伤痕。所以，他自以为，即使大队同意他报名参军，体检也难得过关。
“我们真的都成了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被香老师说中了。”他们相视一笑。
“你以为还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啊？”四妹叽说。
“我说了，我不能拖累毛砣。”老大说。
“那也是的。不过，如果她自己愿意，那就另当别论。”
“你以为那样会有好日子过吗？你看见过哪个家庭是女的在外面工作男的在家务农的？”老大说。
“我们大队好像没有，只怕我们公社也没有。”四妹叽说。
“只怕我们中国都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家庭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有女嫁高门。”老大说。
“我只怕你们生产队也会要你们去上堤。我听说其他生产队的都通知了，要上堤。”四妹叽说。
“这么急啊？我们昨天还刚刚毕业呢？”
“我听说，烂泥糊工地担堤的任务很重呢。”
“唉——，我回去了。”老大苦笑着。
“你好些。”
“你们也是。”
到了家里，老大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躺倒在床上。妈妈始终有忙不完的家务。她一边晒衣一边说：
“你到大队部去问参军的事啵？大队同意你去吗？”
“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妈妈说。
“夏支书说，我们家是‘四属户’。‘四属户’家中的孩子必须留一个在家种田。所以，他不让我报名参军。四妹叽也不能报名，原因是他大哥在部队。”老大说。
“莫急。等你父亲回来了，要他去说说。”妈妈说。
“那好。”老大好像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傍晚，父亲这个稀客真的回来了。于是，妈妈马上和父亲说了老大报名参军受阻的原因，紧接着又说：
“老大想去参军，你去和大队说说啦。”
“既然已经报了名，大队革委会又不同意。那就只能等待明年再说啦。”父亲说。
“还不是要耽误一年。你知道明年又是什么调子呢？你去和大队说说嘛。”妈妈说。
“你叫我怎么说？大队领导站在全大队的立场，作出了全面地考虑和统一的安排。难道要我打乱他们的计划？干扰他们的工作？”父亲说。
“不是要你去说情吗？”妈妈说。
“为自己的儿子说情？这是自私自利呢。开支部生活会时，我会挨批评的。我羞于启齿。要说，你去说吧。反正你又不是党员。”父亲说完起身走到屋后山里去了。
“我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农民，说了顶个屁用。”妈妈也来了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