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处副处长，刘文彬。
他是谭临山的高徒，一度还差点被谭临山招为东床快婿；所以他年纪轻轻资历不深就能做行动处副处长。
这可是江城军情局唯一的副处长。
当然，刘文彬并非草包，他出身贫寒，父亲是江城的一小商贩，平日里支了个馄饨摊子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刘文彬十六岁考上了江城师范学校，是家里的全部希望。
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刘文彬很可能成为一个教员；但1937年七七事变改变了全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改变了刘文彬的人生。
那一年爱国救亡的思潮席卷江城，十八岁的刘文彬也加入到了爱国救亡的学生运动当中去。他那时年轻热血又因为贫穷倍感自卑，迫切地想要做出什么事情来改变现状；当学生考第一这不够，当教员领那一点薪水也不够。刘文彬很聪明，非常非常聪明，他看到了学生运动中蕴含的机会——出人头地的机会。
当时的江城师范学校是江城学生运动的核心阵地，刘文彬在学校里学习表现十分出色。当学校爱国师生们组成的救亡学习会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矜持了一下，这一点真的很像他后来的恩师谭临山。他表示还要再考虑一下，直到学习会的负责人沈一兰亲自邀请他。这位优雅美丽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辛弃疾，讲夏完淳，讲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情昂扬，意气风发，深受师生喜爱。刘文彬等到了沈一兰的邀请，成了当时学习会的宣传干事，他善文章好演说，每每游行演讲都能引起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但随着国民政府的节节败退，江城的亲日言论也甚嚣尘上，亲日势力更是蠢蠢欲动。救亡学习会遭到了政府的无情冲击和镇压，沈一兰被以通共罪名全城通缉不知所终，大家一时尽作鸟兽散。而江城师范因为学习会的事情受到政府施压，只得开除了一些热衷运动的带头学生，刘文彬首当其冲。
眼看着自已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消失了，连学历文凭也没了，父亲更是受不了全家人省吃俭用供出来的大学生一下子失学失业，而病倒了。
刘文彬自此再也无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而是想尽办法谋求个人的出路。
他的办法倒也很简单，他向当时的江城警察局主动投案自首，作证沈一兰确实是共产党员，经常在学生中宣传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并且供出了好几位“通共”的同学；他向政府积极表态，自已只是受到蒙蔽犯了糊涂，现在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昔日的学生领袖摇身一变，成了为政府摇唇鼓舌的《江城日报》编辑。他利用自已在学生运动中的经历，精心撰写了一篇“共产党是如何蛊惑无辜学生去做无谓牺牲”的文章。这篇“自白式”的文章一经刊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章里刘文彬详细描述自已出身贫寒，父亲将自已辛苦拉扯长大，好不容易考进师范学校，被心机深重的共匪沈一兰色诱、欺骗做了所谓的学生领袖，日日沉溺其中搞运动搞宣传，以致于学业荒废，被迫肄业。老父病重缠身无钱医治，自已勤工俭学所得也全都被共产党诱骗去了，至此是家破人亡等等。他一向是擅于文辞，写得是情真意切，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一时舆论都是痛惜刘文彬而痛骂沈一兰的。
文章影响之广，连上海民众都有所耳闻，谭临山就是那时候发现了这匹“千里马”，为此特地赶来江城一见。
此后，刘文彬便傍上了谭临山这棵大树。谭者此人不善言辞，但自从得了刘文彬这个笔杆子，也在军统一帮大老粗里风光了一阵子。
刘文彬做了谭临山的幕僚不久，又被谭推荐去了军统临澧班学习，再回到江城是因为谭临山的职务调动。
原本谭临山是想安排自已的心腹担任一处之长的，奈何一个萝卜一个坑竟然没什么空缺，就连总务处长此前也是谢行严自已兼任。他想摘了欧阳浦的位置给刘文彬，被谢行严以刘的电讯技术不如欧阳拒绝，谭临山不服气要两人当场比试。欧阳浦这人看着笑眯眯的好似草包，平素里除了吃饭就是偷懒，实则电讯技术确实是顶尖，一出手就让刘文彬输得心服口服。而李绵是受过戴笠嘉奖的行动处处长，谭临山动不了也不想得罪，最后退而求其次，就有了这么个行动处副处长刘文彬。
刘文彬上任之后也没有辜负恩师，他行事并不像李绵那样雷厉风行。他擅长的是攻心，来了两个月就策反了一个地下党交通员，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着端了共产党的一条情报线，上上下下十几个人。
到这，这个副处长他就坐稳了。
行动处也因着两个局长大致分为两派，明里暗里争斗不休的。
祝余在江城军情局待了两个多月，大致了解了这些情况。
现在全局上下因为水手出现而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上述的那些人破天荒地凑齐了，总是在局里碰着。
但这和一个小小的译电员有什么关系呢？
欧阳处长给她的任务是和电台打交道，她每日里起了床照旧是在军情局门口的小食摊上喝一碗稀饭吃一根油条，然后戴上耳机听一天的信号，到了夜里十点交班给欧阳，她就提着小包再去门口吃点面条馄饨什么的，之后就回宿舍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