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帝都伊斯坦布尔——欧洲各国仍坚持通称其旧名“君士坦丁堡”。以怀已然沦陷五个多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千年帝都之古。
濒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位处欧洲一侧海岸的中华帝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馆，三楼面朝深蓝色海面的阳台上，三十六岁的周树人中校正手捧一叠厚厚的文件，看起来颇为安逸地斜靠在伊斯兰风情十足的躺椅上，头上一顶绣花遮阳伞，嘴里叼了根巴伐利亚烟斗，手旁小茶几上一杯淡青色的薄荷茶，膝头还垫了一本精装硬封皮的《中国小说史》——乍一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其实他真正想看的是这个东西”、“这才是他的主业”之类的怀疑吧。
仿佛隶书“一”字的浓密眉毛与胡须，一对单眼皮细长小眼外加一双招风大耳，脱了军帽的头上，平直如墙的额头，头发如钢刷般根根竖起，形象如此硬朗的周树人中校平时生活中却显得过于温文尔雅，只有在写文章时，他才会透过笔尖展示自己异于常人的毒牙。
“……号称匡扶宪政的**，最后却造就了一个军事**政体，所望非所归，理想败于现实，制度败于人心，中外莫不过如是。可叹……又如何？”
毫无压力地喃喃自语之后，周树人单手捏起茶几上精美的镂花玻璃茶杯——鲜绿的薄荷叶子还在杯中打转，抿了两口，清凉沁心，惬意地眯了眯眼，放下茶杯，继续翻阅膝上的文件。
1907年，得到犹太银行家与共济会资助的奥斯曼帝国**联合组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首先在马其顿发动了兵变，打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大旗，各地群起响应，连苏丹（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哈米德二世派去镇压的被认为最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部队，也在途中倒向了**，无奈之下，曾亲手扼杀了三十年前宪政运动的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
然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原本就是由许多政治反对派杂乱拼合而成的组织，欧洲人虽然把主张社会改革理念的所有奥斯曼**组织都笼统地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有组织的“党”——正如中国辛亥**前后统称的“**党”一般，构成“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主要是接受了西方现代化教育的少壮派军官为主的“奥斯曼自由协会”、“祖国与自由运动”，以及留学生、流亡政治家为主的“奥斯曼同盟”。在发动政变之前，这个组织就已经分裂成了两大派：侧重民族主义的民族派和侧重民权平等的自由派，民族派自身亦包含不考虑民族的“奥斯曼国家化”、只考虑穆斯林民族的“伊斯兰化”、以及由土耳其民族掌控一切的“突厥化”。政变后最初掌权的两位大维齐（相当于宰相或总理大臣）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很快由于民族派的一系列攻击而被迫辞职，在握有“首义之功”的第三集团军青年军官的支持下，民族派的侯赛因.希米尔出任大维齐。
政变之后，保加利亚大公斐迪南趁机取消对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地位，自立为沙皇，而奥匈帝国也借此机会正式吞并了之前仍在名义上尊奉奥斯曼帝国为宗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帝国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进而引发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部纷争，以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1909年，驻扎首都的第一集团军中的阿尔巴尼亚族士兵发动暴*，他们与神学院的宗教学生一起冲击议会大厦，杀死警卫人员，要求依靠作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苏丹，建立伊斯兰神权统治，立即得到了哈米德二世的支持，他答应了暴*者的所有要求，赦免了暴*参加者，撤换了大维齐和大臣们，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很快就发动了反扑：驻守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组成“救国军”进军首都，两天内便轻易平定了暴*，随即以议会的名义将还没高兴几天的哈米德二世废黜，由他65岁的异母弟弟继位，是为穆罕默德五世。
新苏丹平庸软弱，任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摆布，而“救国有功”的民族派军官借此实际控制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和国家政权，替换了所有的宫廷官员和政府官吏，推行一套比哈米德二世时代有过之而不及的中央集权专制政策。他们对帝国的非突厥民族穆斯林臣民如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强制推行突厥化的政策，同时取消了基督教臣民原有的一切自治权利，引发了各民族、各阶层的日益不满，自由派军官更组成了一个名为“新党”的政治组织，对当政者的各项方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得到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支持。
1912年7月，由于在意土战争中屡战屡败，执政的民族派内阁在兵变威胁下被迫集体辞职，自由派内阁上台，然而接踵而来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却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军事上的全面崩溃：为了同意大利争抢胜利果实，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诸国组成巴尔干联军突然从巴尔干战线发动进攻，联军有七十万之众，而正在向意大利求和（最终向意大利割让了利比亚、罗得岛和爱琴海东南的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奥斯曼帝国只能投入三十二万五千人，战争爆发后仅仅20天，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几乎全部沦陷。
随之而来的和平谈判中，当自由派内阁最终被迫决定接受巴尔干同盟的割地要求时，以恩维尔为首的民族派军官在首都发动了政变，他们冲入内阁会议室，开枪打死陆军大臣纳齐姆，逼迫自由派的大维齐卡米尔签署辞职书，授意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任命民族派的铁杆支持者谢夫凯将军为大维齐，民族派就此重新擢取了政权，并重开战端，然而却未能挽回颓势，最后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原先的割地要求，丧失了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领土和爱琴海上几乎全部岛屿。
败给俄、法、奥、意这样的欧洲列强就罢了，败给从前的藩属国和臣属民族这一奇耻大辱却着实令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难以忍受，战后不久，谢夫凯将军在前往大维齐官邸的路上被人开枪射杀在车内。民族派骨干、京城军事总督杰马尔立即利用此事为借口，大举逮捕、流放反对派尤其是自由派“新党”人士，事实上建立起陆军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这三大军事寡头的军政府统治。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仅仅4个星期，原巴尔干联军中的保加利亚因为对分赃结果不满，悍然对占据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发动进攻，结果遭到预有准备的塞希联军强力反击，其主力第二集团军八万人被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亲率的六个师七万二千人在基尔基斯战役中击败，不久，与保加利亚有领土纠纷的罗马尼亚趁机出击保军背后，两天后，恩维尔指挥的奥斯曼军越过停战线，几乎未受抵抗即收复了被视为帝国第二首都的亚德里安堡，总算夺回了一小片欧洲领土。
这就是欧战爆发之前，被列强蔑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充满悲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历程。
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中民族派的得势，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早在**之前，“青年土耳其党”中的自由派人士就以亲英情绪而闻名，毕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与奥匈帝国掀起的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狂潮中，全赖英国外交政策和皇家海军的支持，奥斯曼帝国才得以多次免于亡国——虽说与此同时其本身也充当了英国本土与印度之间战略通道的“防护墙”，此外，不少有留学生背景的自由派人士也难免对英式立宪民主充满了憧憬之情。
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中的民族派青年军官则多崇拜德国：普鲁士军队的雄壮威容与严整纪律，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中体现的专制主义与服从思想。以及那高度发达的工业与科技……足以令许多不屑繁琐思考、渴求绝对力量、习惯不分场合以军令行事的青年军官们深深陶醉。
新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古老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始于1870年代，由德国银行家投资，修建了从君士坦丁堡到菲利波利斯（今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东方铁路”，进而经过维也纳与柏林相连通。到1890年代，德国银行团又开始将这条铁路继续向东延伸，企图一直修到波斯湾畔的巴士拉，这就是被英国人视为眼中钉的所谓2b（柏林至巴格达）铁路。此外，在奥斯曼帝国利用全世界穆斯林捐款建造的汉志铁路（大马士革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上，所使用的100台窄轨型克虏伯火车头和1100节车皮也全都是由德国提供的。
而在军事方面，早在苏丹马赫默特二世（1826年到1839年）展开自上而下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时，就已经从当时还只是一隅小强的普鲁士王国延请来若干军事顾问。帮助他训练新军，其中就包括一位日后声名显赫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少校。
到1882年，虽然“坦齐马特”运动由于内外压力已经在十多年前寿终正寝，戏剧性的宪政运动也在四年前告一段落，政治上极端保守的苏丹哈米德二世却无法对帝国军事上的落后无动于衷，这时，曾担任苏丹马赫默特二世军事顾问的那位毛奇少校已经成为德国总参谋长，应哈米德二世之请，毛奇派遣了以奥托.凯勒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在顾问团和克虏伯专家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订购了大量的克虏伯轻重火炮，安置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混凝土炮台中，并以现代化手段强化了巴尔干半岛上的一系列要塞。
在1897年奥斯曼帝国与希腊争夺克里特岛的“三十天战争”中，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出来的土耳其新军使用克虏伯大炮屡屡重创希腊军，最终在列强干涉下迫使希腊割地赔款，扬眉吐气了一把。经过这次战争，奥斯曼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联系更趋亲密，次年德皇威廉二世对中东的访问更宣告了两国蜜月时代的来临，除了君士坦丁堡，威廉二世此行还访问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成为650年前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以来，首位得以进入耶稣诞生之圣城的基督教君主，并得哈米德二世所赠西奈山下、相传为圣母玛利亚故居的一百多亩土地，可谓风光无限，从此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最终影响到政府的战争决策。
然而，对奥斯曼帝国感兴趣的，并非只有欧洲列强，早在1907年**初起之时，遥远的东方，那头传说中的“刚睡醒的狮子”派来的使者就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表达了异乎寻常的好感，甚至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巴黎筹备成立时便密赠数十万法郎重金作为起事之用。更令“青年土耳其党”中的少壮军官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二三十年前还与奥斯曼帝国并列“亚欧两病夫”的东方古国，却在三年前把18世纪以来不断痛击与蚕食奥斯曼帝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通吃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帝国揍得满地找牙，号称继承了拜占庭千年帝国正统的罗曼诺夫皇朝还差点被战败引发的**怒火生生吞噬。
与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欧洲列强不同。这个号称奉行什么“王道主义”的中华帝国似乎并无所求，哈米德二世被迫恢复宪法后不久，中国使者对赠金一事只字不提，却异常热情地邀请刚刚夺取权力的**领袖们“有时间的话到我们那里做客”，后来成为军政府“三寡头”之一并担任海军大臣的杰马尔在好奇心驱使下，次年随“救国军”镇压首都暴*之后，便应邀率团前往一探究竟。
杰马尔没有后悔，在那个陌生而神奇的国度中，他与他的伙伴们大开眼界，尤其是当时还在试航中的“北岳”号战列舰，更是让深具海军情结的杰马尔赞叹不已：“就算是英国人也不一定造得出这么好的战舰”。
归国之后，杰马尔上下运动，掀起了一股“海军热”，终于在两年后通过捐款和借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订购1艘无畏舰，当时参与竞标的有英、德、中三国的四家船厂，一开始，以“北岳”级改进型“南岳”级为蓝本的中国大连船厂305毫米主炮搭载舰方案并不突出，谁知在第二轮竞标中，中方突然拿出了以本国建造中的“扬波”级为蓝本的350毫米主炮搭载舰方案，并以中国银行团提供低息贷款来帮助奥斯曼帝国订购2号舰为附加条件，把捧着搭载305毫米甚至280毫米主炮的早期无畏舰当宝的英德船厂一下子弄懵了，奥斯曼方面当即拍板：“就用你们中国人的。”
1911年，虽然恰逢意土战争爆发，中国方面还是依约开工了奥斯曼帝国海军的第一艘无畏舰“雷萨迪赫”号，该舰标准排水量27000吨，最大航速23节，装备8门350毫米45倍径（4座双联炮塔全中线布置）主炮和20门150毫米炮廓副炮，主装甲带最厚254毫米，水平装甲甲板厚100毫米，炮塔正面装甲305毫米，司令塔装甲350毫米。除了副炮火力较强、主炮火力相当以及……内部装修异常豪华（甚至不惜打通大片水密区以作苏丹御用寝室、土耳其浴室和“可以开舞会”的宴会厅）之外，其速度、防护和火控系统均远逊于中国及东亚盟国的“扬波”级母型。
即便如此，1914年2月抵达土耳其的“雷萨迪赫”号还是一举成为黑海以至地中海沿岸各国中最强大的主力舰，是当其时，环顾周边：为俄国黑海舰队建造的3艘“玛丽娅皇后”级无畏舰还没下船台，只有5艘建造于1891年到1903年的前无畏舰当家，其中最具战力的是2艘“叶斯塔菲”级，标准排水量12480吨，航速16.5节，武备主要是4门305毫米40倍径主炮、4门203毫米50倍径二级主炮和12门152毫米45倍径副炮。
希腊向德国订购的“萨拉米斯”号岸防战列舰刚刚完工，13500吨的舰体上搭载了3座美国制造的双联装356毫米主炮，最大航速21节。由于在较小的舰体上搭载了超无畏舰水准的重炮，干舷较低，适航性较差，仅能用于爱琴海。装甲防护也较薄弱：狭窄的主装甲带最厚250毫米，炮塔正面最厚250毫米，司令塔300毫米，未设水平装甲甲板。
此外，为对抗“雷萨迪赫”号，希腊紧急订购的2艘建造于1904年的二手前无畏舰“基尔基斯”级也已经在航渡途中，其原身就是被美国海军摒弃不用的“密西西比”级：标准排水量13000吨的舰体上主要安装了2座双联装305毫米45倍径5型主炮，4座双联装203毫米45倍径6型二级主炮和8座单管178毫米45倍径2型副炮，航速17节，干舷比“萨拉米斯”号还低，完全不适用于远海作战。
半年后，当“雷萨迪赫”号的姊妹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君士坦丁堡举行了三十年前汉志铁路通车以来最盛大的庆典，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随后在昔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战胜拜占庭舰队的金角湾，又进行了庞大的“海军周”阅舰仪式，奥斯曼帝国海军的所有军舰——包括最古老的明轮蒸汽帆船在内——全体出席，应邀参加阅舰式的还有德国海军少将索罗钦率领的两艘新锐军舰：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和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